记者:启先生,您好:首先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,您是我们书法界的老前辈,学问、书法享誉海内外。能不能先清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学书、治学这样一条道路的?
      启功:感谢《书法》杂志和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。老前辈,学问、书法如何如何,我不敢当。我一直认为,我够不上一个书法家,我的职业是教书,写字、画画都是业余爱好。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?我祖父能画些写意花卉?我小时候喜欢画画,受了祖父的熏陶。因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着笔,花鸟虫鱼,草草几笔而成,那时我想当个画家挺有意思的;后来就贾拜贾义民先生力师。贾先生博通画史,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。常带我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书画;后来又介绍我认识吴镜汀先生,跟吴先生学。学了一段,挺有长进。慢慢就有人求画来了。有一次,一位长亲命我画一幅画,说要装裱后挂起来,我感到很光荣。但长亲又说:“画完后你不要落款,清你的老师题写。”那意思是说,我的字太差,这对我刺激很大。从那时起,我就下决心写好字,给自己争口气。这样一辈子就跟书法结下的不解之缘。后来承恩师陈垣先生的提携,在辅仁大学教国文,研究诗词、韵律、文法。抗战胜利后当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,负责鉴定古文书和文物,也在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兼过教授。解放后又参加过《红楼梦》程乙本注释,《清史稿》标点,这些都是对我一生很有意义的经历。因为学海无涯,每一个工作都促使我去学习、研究,这样我也就在文史、文物、书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。不敢说有多少成就,一辈子都在学倒是真的、学问方面是这样,书法方面也是这样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学习书法是从哪里入手的?能不能请您在这方面具体谈一谈?
      启功:关于这个问题,我写过一首诗,收在了前几年出的《论书绝句》里,第四首、诗是这样写的:“先摹赵董后欧阳,晚爱诚悬竞体芳。偶作擘窠钉壁看,旁人多说似成王。”诗后边我作了说明:我六岁入家塾,最早学的是先祖自临的欧阳询《九成官醴泉铭》,蒙着帖照着写。后来十一岁见到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,略识其笔趣,但那时对笔法理解还很肤浅,谈不上学书。二十多岁时得到赵孟俯书《胆巴碑》,特别喜欢,学了一段时间,人说我的字像英煦斋。当时我学画,画画得还可以,题款字难看。于是学董其昌,得写字行气,但骨力不行。后来得到罗振玉藏《宋拓九成宫碑》精印本,不知是宋人重刻的,见它清润肥厚,认为不啻墨迹,于是逐字以蜡纸勾拓而影摹之,这是我学书的打筑基功夫。以后杂临碑帖以及历代名家墨迹,其中又以临习智永《千字文》墨迹时间最久,下功夫最深,学得也最苦。要说学习的经验,我觉得要做到写字要做到“骨肉不偏”,很难。为了增强字的骨力,又临《玄秘塔碑》若干通。这样经过几年努力,偶尔给人用楷字写对联,人见了就说我的书法是学乾隆时的成亲王的,实际上成亲王的帖我一次也没有临过。
      记者:清代书法家梁山舟与张芑堂沦书,曰“学书有三要”,“天分第一,多看次之,多写又次之”。晚清杨守敬在《学书迩言》中又加以“二要”:“一要品高,二要学富。”您觉得一个人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,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道路?这“三要”、“二要”,应该以哪个为先?
      启功:这五种啊,后两种我都不配。 “品高”我不配,我不配谈品高,我也不配谈学术有什么收获。那前三种我是这么想:多看、多写是真的。张芑堂说第一要天分。这个天分就很难说了?有人很笨,写久了也能成他一个规格、体势。多看是重要的,多
写也是重要的。无论如何,眼睛老看,手老写,看得丰富极了,他也就可以随便批评淮对淮不对了。当然那个对不对的内容,他说的就未必对了。你想想,各人一个手法,各人一个习惯,他说不合他那个习惯,就不对,那恐怕也不合适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多看多写。多写多看这才重要;但是只多看多写还是不行,我觉得还得多临。拿那个古代某一家的方法,他那个结构、位置很重要、我是这么 想的。这是我个人一个不成熟的感觉。所以我曾想,写字有三个次序。把一个字拿来,鉴赏一个字,比如是“天”或者是“三”,简单的笔画。眼睛看着,手底下笔写着,写完了并不好看。第二就摹着写。薄纸铺在帖上头,现在更方便了,有塑料薄膜,蒙在帖上,不致泅到帖上,按着笔画写。第三,就对着字帖再写。经过这三个,就截然不同了。我是笨办法。我觉得临也很重要,光看恐怕不解决问题。另外,我觉得梁山舟、张芑堂、杨惺吾三家论学书入门,有一个不足的地方,都是偏向“神”,这是不全面的。如果一个学书的人对字的“形”尚不熟练,怎么能看其“神”?所以我以为,学书入门似宜先熟记其“形”。记“形”的方法,应该先记其形状、长短。如某字某笔长、某笔短,什么角度,什么方向,等等,实际上书法问题,在基础阶段,都是很细碎具体的东西,你会了就有模样,不会就没模样。所以初学的儿童,应该先写“照格”,蒙着写;后写“背格”。熟悉了,再看帖写字。如果初学的识字不多,即要求其看其“神”,问其神要行要坐,还是要飞,恐怕未必能说得出来。拙见以为,入门者(只论初学,不论年龄),先看帖上一个字,即仿写一个字;二用透明纸罩在帖上描写一次;三,再对帖临写次。如此写上一段时间,而逐渐记住某字某笔长、某笔弯弯曲,字的形状逐渐熟悉记住,这样入门,从“形”到“神”(全貌)就逐渐可以了然。

      记者:古代书家谈学书、临帖,很多人说先要“入帖”,然后再“出帖”,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?
      启功:“入帖”、“出帖”前人确实谈得很多,但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。我觉得“临帖”如同写静物、画石膏像、画模特儿,没有什么秘密。眼手相应,日久熟练,并无神秘可言。一个文盲,签字时他只能画“十”字。三个文盲同时各画一个“十”字,一定是既有相同,也都互相不一样:他们三人都能写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“十”,是因为有一个标准的“十”在大家心中,大家都照着心中的这个标准写,这就是“入帖”,但每个人总有一些自己的特点,互相不一样,有个性风格,所以“出帖”也是自然的。我过去曾讲过,“临帖”要完全达到和古人一样是很难的,不“出”也得“出”。学一点古人的,在达不到的地方,自己想办法变通解决,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,慢慢地个人的特点也就有了。很多书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     记者:您的《论书绝句》里面还有两句诗,说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、“半生师笔不师刀”。这里的“师笔”、“师刀”怎么理解,您能否作一些解释?
      启功:“师笔”、“师刀”不是什么“神话”。从前没有摄影、影印,碑上、帖上的字都是刻出来、拓出来的。一个笔画,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,让人看了觉得是方块,实际上在写者只是一抹而成。近人便说古人用“方笔”,不用“圆笔”。又说古人用笔按“八卦”方向,有“始艮终乾”之说。(见图)这是用锥形毛笔画出方形笔画,这样写字,每笔描成方形,不应是运笔写字的常道: 一块碑上几千个字,如果每笔都这样画。那多么久远才能写完呢?我们看古碑“笔道”刻成方块形状的字,要看笔道之间的关系、方向、斜正、距离,把它们背后的笔法看出来,它们多属一挥而成的一笔,而不是一个方块。这就是我的“师笔”不“师刀”的意思。我以为书法是毛笔书写的艺术,刀刻是不得已的变通手法。所以说“学书别有观碑法,透过刀锋看笔锋”,正确的笔法,应该在笔写的书迹中找;看刀刻的碑刻,要透过刀法看笔法。而不要见了矫揉造作、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,以力这就是古人笔法。
      记者:赵孟钣幸桓鲋??鄣悖?础笆榉ㄒ杂帽饰?希??嶙忠嘈胗霉Α薄D?趺纯凑饬秸叩墓叵悼
      启功: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。用笔与结字,哪个重要?我认为结字重于用笔。理由很简单,“用笔”管的是笔画的形状问题,“结字”管的是整体的效果问题。一个字笔画不够标准优美,但摆好了,这个形象还能凑合过得去;如果笔画局部都很优美,但摆得东倒西歪,那能不能成字都将成为问题,还谈得上什么美?王羲之的书法是历史公认好的,但如果我们把帖里的字剪一个出来,把笔画分别铰开,随便一摆,那还能是王
义之吗?所以“用笔”和“结字”问题,虽说两者不可偏废,对书法学习来说,我认为还是应该以“结字”为先。尤其是初学者、以我个人的体会,“结字”是有规律可循的、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。一是宇的比例,漂亮的字几乎都存在一个五比八的规还是应该以“结字”为先。尤其是初学者、以我个人的体会,“结字”是有规律可循的、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。一是宇的比例,漂亮的字几乎都存在一个五比八的规
律,这正好和西方艺术理沦中的所谓“黄金分割率”相合。这是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,可指导每个字的书写,二是注意字的重心,一般说来,造型优美的字,重心不在字的正中间,而在中间偏左上方一点的位置,这是因为人们的视觉误差和审 美习惯造成的。这一规律也非常重要,决定汉字形象最终能否写得优美。
      记者:启先生,以前我在报章上曾看到,说您谈到书法学习,曾提出学书要有“三问”,对初学者很重要。这是您个人学习心得的总结吧!
      启功:其实也是前辈的教训。“三问”是“问人”、“问己”还有“问墙”。所渭“问人”就是在初学的时候,要经常找机会向身边的前辈或书家请教,问一问他们的心得,吸收他们的经验。尤其是那些有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的老前辈,他们的活语重心长,要认真地领会、严格地执行,不要马虎、随意,自作主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问的人多了,见的广了。过个三五年,自己的认识也提高了。这时就要多动脑筋,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写,自己感觉怎样好就怎样写,即所渭的“问己”。再随着时间的推移,应当
把字放在墙上看看,看看能不能撑得住墙,有句老活,叫「字怕悬」,在下面写的时候看着挺好,放在墙上看就不大好啦,这时候你就要想法纠正这种差别、此后,你还要经常请别人看看墙上的字如何,是否符合大众的
审美要求,大家说好的地方可考虑保留,大家说不好的地方就应该考虑修改。这样反复地修改练习,就会和书法应有的规律相吻合,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字的规律写,慢慢走向成熟,成为有造诣的书家。这就是“问墙”。
      记者:书法史上很多书家把“德”、“学”作为书法艺术的内在要求,但历史上确实不少大学者、儒学大师书法一般。怎么理解这一矛盾现象?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,书法家应该怎样立身处世?
      启功:“德”和“学”每个人都要讲求,但这是社会问题、道德问题,与艺术方法不是一回事。末代的蔡京、秦桧是坏人,他们的字写得很好、后来的朱元璋、袁世凯,写得也不坏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,大家也向他们歌功颂德。假如拿出他们写的残纸片,大家不知是淮写的,那又怎么评论写这字的人是好是坏呢?写字的人,多半是知识分子。既是知识分子,就要知道仁义道德。所以书家讲道德,理所应当,现代社会竞争激
烈,但做人的基本原则总述是不能丢、总不能把礼义廉耻都扔一边。这不仅仅是对书法家的要求,对整个社会都应如此。写字与德、学是两个问题。这好比我们世俗的人见一个僧人,先问他是否吃肉喝酒。如吃肉喝酒就认为他不算好和尚。其实佛释迦牟尼出家后,每天挨家乞食,也没听说佛乞素食。佛不专乞素食,难道就是假佛吗?
      记者:最后一个问题。启先生,能否请您谈淡对近二十年书法发展的看法?
      启功:近二十年书法的发展,我不知道。通行篆书时代的人,无法预知汉隶的通行,汉代的人无法预见真书、草书的流行。五十年前的人无法知道今天的规花字、我们不是神仙,不能知道未来的字体!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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