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其昌(1555~1636),明代画家、书法家。字玄宰,号思白、香光居士,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县)人。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致仕。绘画专善山水,师法董源、巨然、倪瓒等。讲究笔情墨韵,画格清润明秀。书法初学颜真卿,后转师晋、唐、宋诸名家,工楷、行、草书,自然秀雅。书画理论对后世极有影响,有《容台集》、《容台别集》、《画禅室随笔》等著作传世。其绘画多从古人画迹着手,通过悉心模仿和兼收并蓄地加以融会贯通,探求得古人的笔墨情趣。他擅长运墨,墨色鲜丽,层次分明,于意趣简淡中见天真秀润。这一运墨特点,也体现在他的设色山水画中。他还讲究笔法,往往皴、擦、点、染互施,追求运笔的丰富变化,强调不为物象所束缚。影响最大、也是最集中地体现董其昌艺术思想的是“南北宗论”,他借用唐代佛教禅宗分为南、北二宗来解释自唐至明数百年的绘画发展,他按绘画的创作方法和画家的身份,将唐以后的山水画也分为南北二宗,将水墨渲淡画法的文人画家比作南宗,将以青绿勾填画法的职业画家视为北宗,他自诩为南宗正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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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晚明书坛,影响最大,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。

    董其昌兼工楷、行、草书,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。在书法理论上,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,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,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,借以表现书法的"士气"。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,主张多阅、多临古人真迹,强调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,以提高艺术的悟性。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。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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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字玄宰,号思白,又号香光居士,松江华亭( 今上海松江县)人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谥文敏。世称“董香光”、“董文敏”、“董华亭”,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。

    董其昌学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,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,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。这在他的《画禅室随笔》有所记述,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:“初师颜平原《多宝塔》,又改学虞永兴,以为唐书不如晋魏,遂仿《黄庭经》及钟元常《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还示帖》、《舍丙帖》,凡三年,自谓逼古,…比游嘉兴,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,又见右军《官奴帖》于金陵,方悟从前妄自标评。”由此可见,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,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,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。以古为师,以古为法,他的书法成就一方面得力于自己刻苦勤奋,善于深刻地悟通、反省,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交往,得以饱览许多书画真迹。书法至董其昌,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,“ 六体”和“八法”在他手下无所不精,在当时已“名闻外国,尺素短札,流布人间,争购宝之。”(《明史·文苑传》)。董其昌在仕途上的通达,不是明代前几位书家所能比拟的。到了清代,康熙又倍加推崇、偏爱,甚而亲临手摹董书,常列于座右,晨夕观赏。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《论书绝句》曾赞曰:“书家神品董华亭,楮墨空元透性灵。 除却平原俱避席,同时何必说张邢。”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、软媚,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,书风日下,实在是书坛的悲哀。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,包世臣、康有为最为激烈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云:“香光虽负盛名,然如休粮道士,神气寒俭。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,壁垒摩天,旌旗变色者,必裹足不敢下山矣。”

   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,行书以“二王”为宗,又得力于颜真卿、米芾、杨凝式诸家,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。草书植根于颜真卿《争座位》和《祭侄稿》,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。用笔精到,能始终保持正锋,作品中很少有偃笔、拙滞之笔;用墨也非常讲究,枯湿浓淡,尽得其妙;风格萧散自然,古雅平和,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,参悟禅理有关。许多作品行中带草,左图这幅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,体势有米芾的侧欹,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,神采风韵似赵孟俯,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。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,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。

    董其昌学识渊博,精通禅理,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,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,其《画禅室随笔》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。

 

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《杜甫醉歌行诗》(局部)

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行书百羽扇赋 绫本 轴 136.5X60.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  唐代诗人及宰相张九龄,受朝中权臣排挤,因玄宗赐白羽扇,作赋以明志,含有明哲保身的涵义。董其昌这件作品写于七十八岁(1632)高龄,仍然不失一贯的秀逸畅快的节奏,令人觉得余韵无穷。

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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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董其昌书法作品欣赏

《濬路马湖记》 纸本,行书,纵29.3cm,横607.5cm,132行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  该帖是董其昌所写的一碑记。款署:董其昌撰并书。魏应嘉篆额。徐标建。有沈荃题跋。“王鸿绪印”、“安仪周家珍藏”及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等藏印。为王鸿绪、安岐、张若霭、清内府旧藏。
  《濬路马湖记》 布局疏朗匀称,是董其昌晚年之作,所谓“渐老渐熟,反归平淡”,寓生秀于扑茂苍拙,自然洒落。董其昌自评曰:“余书与赵文敏较,各有长短。行间茂密,千字一同,吾不如赵;若临仿历代,赵得其十一,吾得其十七。又赵书因熟得俗态,吾书因生得秀色。吾书往往率意,当吾作意,赵书亦轮一筹”(《容台集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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